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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具有顺从天启宗教(即伊斯兰)的禀性;但之后因他的父母使他成为了犹太教徒,基督教徒或拜火教徒。”(《布哈里圣训实录》)。
假若出生于伊斯兰家庭,我就很早认识到了这一真理。
在中学和大学期间,也许太过于冲动,在处理许多事情时,我总是缺乏理性的判断。我认为那段日子是不怎么光彩照人,但它却促使了我的进步。在基督教环境中,我接受了关于世界观、人生观和正义的观念,也确实很快乐。如果再让我选择信仰,那得付出一定的勇气。剑桥大学毕业后,我来到中非,任命为驻乌干达保护国的行政官。在那里,我感到了在英国从未有过的乐趣与兴奋,犹如梦幻一般。我想不到的是,我同黑人兄弟住在了一起,虽然我的生活平淡,但令人感到无比的兴奋。神秘的东方总是吸引着我。在剑桥,我曾阅读过《天方夜谭》。在非洲我又重温了《天方夜谭》,而在乌干达保护国我确步入了真正的“天方夜谭”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我急忙返回了欧洲,并参加了战争,后受了重伤。伤愈后,我被安排到军队委员会工作,但因为健康的原因,我拒绝了。由此,我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。后来被列入自由民行列中,做其他事务,如招募医生、救济,但还身着兵服。不久又被调到法国西线,参加了1917年的索姆河之战,在那里我受了重伤,并被德军俘虏,由比利时押往德国,后住进了医院。在德国,我目睹了人们所遭受的遭难,尤其是由于痢疾的流行,目睹了俄国人在那里所遭受的毁灭性的痛苦。我来到了遭受饥荒的郊区。我的伤口(右臂粉碎性骨折)没有愈合,对德国人来说,我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。因此,我被押送到瑞士医院进行手术治疗。我清楚地记得,即使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,《古兰经》对我所产生的印象。在德国时,我曾给家里写信,给我寄一本塞尔注释的《古兰经》译本。几年过去了,杳无音信。在瑞士,大夫对我的胳膊和腿进行了手术,我的病情开始慢慢恢复。我能够走出医院,开始了解周围的一切。我买了一本萨瓦里法文《古兰经》译本(至今是我最珍爱的遗物)。由此,我变得快乐了。永恒不变的真理仿佛如阳光一般,我沉浸在真理的照耀中。那时我的右手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,我只好用左手练习书写《古兰经》。我的“《古兰经》小记”是在《天方夜谭》里读到的一个最生动、最耐人寻味的证明:有一个青年独自生活在死城,坐着阅读《古兰经》,却无视他的周围环境。在瑞士的那些日子里,我真正的成为了一名la volonte de Dieu(德语:顺从者,即穆斯林)。停战协议签署后,1918年12月我返回到了伦敦,三年后,即1921年,我参加了在伦敦大学的文学研究课程。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其中之一是阿拉伯语,并在国王学院从事教学。有一天我的阿拉伯语教授(伊拉克籍巴沙先生)在阿拉伯语学习中提到了《古兰经》:“无论你相信它与否,”他说,“你都会发现它是一部最有趣和最值得研究的好书。”“哦,但我相信它,”我回答道。这使得我的阿拉伯语老师感到无比的惊讶和非常的感兴趣,后来他邀请我同他一起到伦敦诺丁山清真寺。之后,我经常到该清真寺,并更多地了解伊斯兰的观点,到1922年元旦,我正式归信了伊斯兰。
这已是25年前的事了。从那时起,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,我始终力所能及的依照穆斯林的方式生活。安拉的力量、智慧和仁慈是无穷的。任何时候知识的界限都是超出我们的视野的。通过麦加朝觐之行,我更加坚定了不仅仅是在特殊服饰上的顺从,同时在内心深处喜爱独一的造物主,并为此而感到荣耀。“Wal-Hamdu lil’ Lahi Rabbi ‘l-’Alameen”(一切赞颂全归安拉,全世界的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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